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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更像口号

http://opinion.591hx.com 2014年02月20日 16:02:55 时代周报

  2月1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政府决定削减企业税至35%,以减税来增强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吸引外资到日本投资。今年1月份,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也指出,下调目前高达38%的企业税率可以为日本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注入强劲动力。减税也是一种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在减税之前,日本马上就要加税了,4月份消费税率将从5%上调到8%,加减之间抵消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似乎是前后矛盾,财政整固需要增税减支,而经济刺激需要减税增支,而安倍把两个药方捏合在一起,这也是日本式的创新。

  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也就是灵活的财政政策,毫无疑问,减税就是一种政府刺激经济的行为,减轻企业的负担,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再投资,另一方面减轻了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惩戒”,如果税率很高,那企业宁可将资金存在银行也不愿意拿出来投资。企业投资活动增加了,或者可以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或者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职位,这样就会形成“涓滴效应”。美国的共和党政府最擅长使用减税来刺激经济,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减税,而小布什在21世纪初便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减税行动,美国目前如山的债务与小布什减税有莫大的关系。显然,安倍政府也试图通过减税来激活市场的活力,让日本的微观经济能够运转起来,打破目前企业界暮气沉沉的气氛。

  税收,既是政府与市场联系的纽带,也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政府不具有生产性,如果从市场中拿走太多的资源,就会抑制生产者和创新者的积极性,而过多的福利开支则养了懒汉。二战之后的福利国家面临的通病就是税收负担越来越重,生产效率却没有相应的提升。日本的企业税率在发达国家中算是比较高的,虽然美国企业税率名义上是全球最高的,但是各种政策性减税加上离岸避税,实际税率水平只有12.6%,企业纳税占GDP的比重也只有2.6%。

  安倍政府减税应该说还算对症下药,日本企业失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头,悲观主义情绪弥漫。但减税政策遭到了财务省官员的反对,因为日本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GDP的两倍之多,如此下去,日本需要30年才能还清这笔巨债。在经济学的世界中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政策都需要付出成本,减税可能会在短期内恶化财政,但长期有望增加税收。菅义伟表示,安倍认为有必要减税。减税是否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活动呢?答案却并不是肯定的,因为消费税提高,消费者的动力和能力受到抑制。

  提高消费税,不得人心,从5%到8%等于物价上涨3%,很多日本消费者和企业赶在税率上调之前进行消费,可以预期第一季度日本的经济数据还是比较好看的,但长期会更加疲软。日本实际是个内需型的经济体,企业预期未来消费市场不景气自然会减少投资,包括丰田在内的企业已经表示在4月之后将减产。显然,企业减税的效果被提高的消费税给抵消了,为了应对消费税带来的冲击,安倍政府制定了5.5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菅义伟表示,如果消费税上调带来经济困难,应由日本央行来决定是否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绕来绕去,最终又回到了货币刺激的老路上去了。

  消费税一直是日本政客的梦魇,1989年开征消费税,竹下登下野;1997年上调消费税率,桥本龙太郎下台;2012年通过提高消费税率的法案,民主党政权提前倒台。如果不是前任政府通过法案,安倍不会为此搭上政治前途。2013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仅为1%,远远低于安倍经济学的目标,但现在除了货币刺激之外,安倍似乎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减税政策还未出台就被即将上调的消费税给抵消了。安倍经济学太过于倚重货币政策了,但前提是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顺从与配合,下一步需要展开的税收经济学却显得混乱无章,更不要说结构性改革要涉及到劳动力市场、福利改革等领域了。

  比起里根经济学对减税政策的决绝,安倍经济学更像一句口号。

  今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原本是比较缺乏看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法,全球经济更多的是迷茫、徘徊,甚至是悲观。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论坛对此毫无办法,“冷清”几乎是必然的,但就在这冷清的氛围中,有一个人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喧哗,这个人就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而那个引起一阵喧哗的话题就是他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以及其在过去一年日本经济中的作用。那么,安倍经济学真是世界经济应该学习甚至是效仿的“楷模”吗?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安倍政府推出一系列激进经济改革政策之初就已经有过巨大的分歧,支持的人觉得有道理,而反对的人则认为这简直是荒唐。但这种分歧在安倍经济学实践一年后似乎已不再像当初那么激烈了,原因很简单,日本经济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证明了”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成效,“事实”面前又有什么好争的呢?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安倍经济学的后果将是悲观的,因为这一理论的逻辑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不过,笔者并不想通过简单的引用来得出某些结论,在具体分析安倍经济学的对错之前,我们先不妨看看这个“新兴理论”都取得了哪些成就吧。

  自安倍经济学付诸实施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首先是经济正增长,上半年GDP增长率在3%左右,是近年来少有的“高增速”;其次是居民消费出现增长,这同样可以归功于安倍经济学;然后是出口增长,这对于日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也是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发展体;再然后是投资增长,但必须说明的是,安倍政府推行经济改革以来,公共投资的确是增长了,但企业投资增幅十分有限,有一种说法是2013年日本企业投资只相当于2007年的40%。

  然而光鲜成就背后却是同样不能忽视的数据,2013年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GDP的2倍!这一数据要比前面那些光鲜数据更令人吃惊,原来所有成就都是建立在巨额债务之上。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早已被一再证明过时的凯恩斯“举债救国理论”。说它过时,是因为这个看上去逻辑缜密的理论却很少被证明是有效的。市场学派学者认为,凯恩斯的这个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 “人比市场更聪明”。但无论你相信与否,事实总是在验证一个经验:人不可能战胜市场。因此,凯恩斯理论在现代经济实践中常常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安倍经济学也没有打破这个规律,通过“简单粗暴的”本币贬值、政府投资以及税率威胁下的消费增长,就如同给危重病人打了一针吗啡,短暂的兴奋之后是更加危重的后果,因为问题的本质未被触及。这里,我们不妨通过另一个视角来解析其中的道理。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出现了一次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很多人把这次衰退归咎于资本市场泡沫的破裂,进而指责美国“逼迫”日元的升值。从“现象到现象”这个层面看,问题是这样的:日元升值造成投资膨胀,推升资产价格;而日元升值同时又造成出口受阻,进而经济下滑,于是泡沫破裂。其实这只是表面,日元升值推升资产价格不假,但不是投资需求激增所致,而是日元通胀预期下降导致的估值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是短暂的,只有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模式迅速匹配上这个估值水平,资产价格才会维持稳定。但日本当初的问题恰恰是不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与模式,依然走“出口驱动”的老路,致使被单一力量推上去的资产价格没有得到实体经济的支撑后又跌落下来,这才造成了日本经济学家痛心疾首的“逝去的十年”。

  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十分相似,安倍政府大力推进的本币贬值政策“催生”了一个股市神话:2013年日经指数暴涨超过50%。这种暴涨与前面说过的光鲜经济数据似乎很契合,但它的后续支撑在哪儿呢?很显然,安倍经济学没有解释,甚至,从其基本内容与逻辑看,它也根本没有去想,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在日本经济史上的“逝去的十年”是否要重来一回呢?

  如果安倍经济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只能说:安倍经济学是一个危险的理论体系,因为它只管把日本经济推上某个轨道,但却不知这个轨道的轨迹,更不知道它的终点,甚至也没有认真回顾一下历史轨迹的经验教训。如此经济政策,无异于在漆黑的山路上靠着一支兴奋剂狂奔,足够幸运的话尚可全身而退,稍有不慎就会坠入山崖,后果不堪设想。

  在安倍经济学实施之前,日本经济已持续失落近20年,显然仅仅用周期论来解释日本经济的“病根”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能否将经济发展长期维持在增长通道上,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的增加,二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这个视角去分析日本经济长期失落的原因,似乎可以得到些许答案。

  日本自然资源匮乏,能够调动的最主要生产要素就是人力和资金。从人力资源上看,日本已迈入“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达22%,成年尿不湿销量超过婴儿尿不湿,很多田地靠“年轻的”老年人来耕种,航空公司“空姐”多数是“年富”的“老手”,出租车司机也几乎是银发一族。

  老龄化不只影响生产,更影响消费和投资。社会老龄化将使需求降低,进而使市场萎缩,降低企业投资欲望。企业越减少投资,失业率便越高,人们的消费欲望会更低。同时越是老龄者储蓄率越低,随着社会的老龄化,日本的总储蓄率在1980年以后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投资。

  去年李光耀在其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对不愿接纳移民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

  从效率上看,日本领导人心态的保守、眼界的狭隘也制约着日本生产效率的提高。日本研发费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领导者缺乏战略眼光,研发过于注重精益求精,却不能引领发展潮流。把握不了趋势,必然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像索尼、松下、夏普等电器巨头被苹果、三星抢尽风头的事还会出现。这些才是日本长期失落的根本原因。

  安倍经济学对症下药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安倍的前“两支箭”实质是想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但到目前为止,实际效果不彰。

  日本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股指等金融指标上,受益的主要为大型出口企业和投资者。日本实体经济,特别是吸纳了70%以上就业岗位的广大中小企业并未感受到复苏“暖风”,反而日益感受货币贬值的压力。在此情况下,日本国内设备投资增长乏力。根据日本内阁的推算,2013年度日本国内制造业企业设备投资额仅相当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度的40%。

  日本消费虽然有所增长,但动力不是源于普通民众,而是来自股市投资获益者。《每日新闻》调查显示,80%的民众没有体会到经济复苏,而是感受到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为增加消费,安倍政府号召企业将部分利润增幅用于上调工资,出台了5.5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而在日元走软,企业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这点钱显得太“小儿科”了。

  在日元贬值背景下,日本已经连续33个月出现贸易赤字,2013年全年创造历史最高逆差几乎成为定局。日本经常项目账户也由正转负,去年11月创出198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规模逆差。安倍期待的因货币贬值而带来的外贸出口“J”形效应迟迟没有出现。

  与此同时,日本债务也在快速攀升。截至2013年底日本债务总额超过1000万亿日元,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240%,已两倍于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时的水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安倍为了与中国对抗,还在积极扩军,向海外“撒钱”,这将进一步加快日本债务的扩张速度,日本成为下一个希腊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另外,力度上虽“隔靴搔痒”,但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改革的“第三支箭”,在保守的日本却迟迟没有射出。

  说到底,安倍经济学就是在给日本这个“老人”打“兴奋剂”,在透支日本的实力。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意外。当然,日本的家底还比较厚实,还够安倍折腾一段时间的。但是泡沫总会有破的一天,破的越晚,伤害越大,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2013年,除了美国QE政策促使美元对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贬值外,比较受关注的另外一种货币则是日元,由于日本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日元在2013年对人民币大幅贬值。

  中美日三大经济体,出现了货币连环套的有趣现象。美量化宽松,相对美元,人民币在升值;日量化宽松,日元在贬值,人民币还是升值...在美日两大强势货币的夹逼下,中国2013年还是成长为全球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美国量化宽松缩水,2014年在美联储新主席耶伦的带领下也许退出,美元呈现升值趋势。但是日元,作为“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去通缩求通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使命还未完成。日元贬值依然是“正在进行时”。

  作为中美的重要贸易伙伴,日元贬值带来的直接后果,既打美又制华。当然,作为刺激本国经济的货币手段,外界未必作过度解读,但在全球化的现行体制下,日元贬值会提升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对于外向型依赖较高的日本言,对其主要的贸易伙伴绝非利好。作为美国的政治军事同盟,美日之间的贸易争端一直都未停歇过。逼日元升值也是美国对日贸易战的常备手段。但对美日关系而言,争端与紧张也就仅仅止于经贸层面。

  中日关系不比美日,除了经贸博弈,还有政治龃龉,尤其因为钓鱼岛和安倍“拜鬼”使中日关系“热战”升级的情势下,日元贬值就不仅仅是经贸武器,也是外交利器。

  据统计,2013年相比2012年,日元对人民币在2013年累计暴跌20.91%。中国贸易出口额全年增幅7.9%,维持2012年水平,但中日双边贸易额减少5.1%,而且是连续两年同比减少。如果中日贸易额维持在正数增长,也许中国2013年贸易额可以达到增长8%的预定目标。

  日本贬值让中国贸易总额客观缩水,但对日本经济却是利好。据统计,2013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增长明显好于美欧。而且,日本制造业PMI指数也从去年第一季度开始,持续向好,2013年11月上升至55.1,为2010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第三季度开始,日本经济增幅出现疲态,经济增长只有0.3%。但是“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应,还是让日本人感受到了鼓舞,日本近两个十年的滞涨和通缩,被安倍“猛药”实现了通胀颠覆,日本物价指数走出了多年负增长的尴尬。2013年11月份的核心通胀上涨0.9%,为5年来最快。日本人经济亟需的是活力,而非半死不活,安倍做到了。

  新年伊始,“安倍经济学”进入2.0版---1月6日安倍宣布,日本将出台新的经济增长政策:一是推出5.5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政策;二是推出1万亿日元的税制改革政策。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增加国民收入,让日本人能够切身体味到经济复苏带来的幸福感。

  其实,从安倍一系列违逆历史常识的决策和带来东北亚地缘政治风险的行动看,“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已经拥有充分的民意基础,这也给他深化“安倍经济学”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分析认为,“安倍经济学”使得安倍可能成为小泉纯一郎之后的常任首相,其执政的稳定性建立在“安倍经济学”复苏日本经济的基础上,而安倍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在于狂印日元,让日元有预期目标的贬值。

  这种环环相扣的逻辑,将对中日关系带来深刻多维的影响:一是在经贸关系上对中国出口造成挤压;二是在政治上提升了安倍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增加了安倍在军事外交和地缘政治上与中国对抗的砝码;三是激化中日在区域内的博弈强度;四是对于迟滞涵盖中日的区域多边贸易协作机制。

  善用货币武器,是大国经贸和外交的常用手段。面对美元和日元以贬求利的现实,尤其在中日关系不明朗的情势下,如何善用汇率手段,是中国面临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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