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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或将进入萎靡时代?

http://opinion.591hx.com 2014年03月12日 15:13:40 金融界网站

  悲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从此进入萎靡或者是“硬着陆”时代,也就是或已经堕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或将进入萎靡时代?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中速增长时期,30年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速度已经成为过去时。

  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悲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从此进入萎靡或者是“硬着陆”时代。也就是说,在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可能已经堕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乐观者却认为,中国能够保持8%或者接近8%的增长速度,已经很了不起。如果能够在未来的20年保持8%的年均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总量不仅会超过美国,而且人均GDP也会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对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不应简单地用“乐观”或是“悲观”表达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更看重的不是绝对速度,而是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成绩斐然。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使目前和今后的生态质量急剧下降。对能源和其它原材料的过度消耗,使今后的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除了增长潜能弱化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即把原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推动的快速增长,改变成为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的中速增长。

  只要保持适度增长,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没有必要用悲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相反,如果经济结构没有改善,能源和其它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没有提高,环境继续恶化,那么,不管增长的速度是高是低,都是可悲的。

  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7%的水平,而能源利用效率却比以前提高了6%,也就是说,单位GDP的耗能效率比两年前提高了6个百分点。

  3月5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中国经济2014年的增长目标定在7.5%。这个数字的设定,一方面说明政府有决心和信心继续保持经济中速增长;另一方面表明政府继续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控制环境污染,加强食品安全和改善民生。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全国城乡人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首次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乡村的人均收入增长也快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收入和增长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这些事实,都是GDP增长质量提高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两年来,全国就业率持续提高,2013年新增就业率比2012年提高6%,创历史最高水平。2014年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依然锁定在1000万人以上。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仍然保持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

  简言之,两年来的中速增长和未来的发展目标,不仅伴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且人民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并没有因GDP增速放慢而受到负面影响。

  今年“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所讨论的经济发展话题,也是围绕着在经济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保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通过下列两个方面的努力来推动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深化改革:首先,通过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内需和外贸之间的均衡发展,挖掘深度的增长潜力。其次,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力争用同样的投入量,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增加值。

  医疗、养老、教育、农村城镇化、城市轨道交通、保障房建设、环境建设、高效能源技术、可持续能源开发、金融行业深化改革、垄断企业改革等等,都是中速增长条件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激发点。也就是说,在目前的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作者姚树洁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英国诺丁汉大学著名华裔经济学家(BWCHINESE中文网)

  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但人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一情况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谜团

  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新兴市场身上。长期在全球增长竞赛中赢得万千宠爱的它们,在2014年初却备受打击。原本觉得它们很有韧力的看法,也被它们其实可能脆弱不堪的恐惧所取代。

  一个明显且重要的导火线,是美联储逐渐减少其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注入。结果,过度依赖国际资金流入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和土耳其——发现为本国经济增长融资日益困难。而对中国的担忧也同样四处弥漫。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国经济“硬着陆”忧虑在不断加深。

  在危机期间,一概而论是一般的做法。但到了最后,却发现进行区分是重要的。相对于容易出现逆差,目前正面对困境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经济失衡状况,与1990年代后期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亚洲经济体非常相似——中国却享有经常账户顺差,因此也不存在因美联储缩减每月资产购买规模,而导致投资外流的风险

  当然,3.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后盾,也会在金融传染加剧之际提供足够保障。

  没错,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但人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一情况的重要性。这与其它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无关;事实上,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因为对中国来说,回到1980年后30年的年均增长10%情况,既没有好处,也不实际。

  但那些对中国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肤浅看法,依然挥之不去。因此,放缓25%至年均7%-8%的增长,被认为是预示着当代世界最让人叹为观止增长故事的终结。

  这一本能反应,假定了当前的中国经济减速,仅是更多增长坏消息的前奏——反映了一种长期、广泛存在的忧虑,害怕一旦经济放缓就将出现社会动乱、环境危机、房地产泡沫和影子银行爆破等灾难性后果。

  虽然这些忧虑不能完全被排除,但却没有一个是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相反的,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经济重新平衡已经开始,而低增长率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场重大转变的结果:从由生机勃勃制造业促成的出口/投资带动的高速增长,转移到一个更依赖较缓慢但稳固增长动力的模式——消费者支出和服务。事实上,中国去年的服务业已成为其经济中最大板块,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总和。

  这个问题,正如笔者在新书《失衡:美中两国的相互依存》(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中所指出,与中国无关,而是因为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并未为中国成功重新平衡意味着的增长放缓做好准备。

  这一相互依存架构,根植于人类人际关系的“心理病理学”:两个伙伴,不管是出于某种需求还是便利,互相从对方处获取不健康的支持。

  最终,这种依赖会导致失去自我、严重冲突,并往往以关系彻底破裂收场——除非其中一个或双方变得更加自立,并开创新的道路。

  美中两国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上述状况非常相似。没有美国消费者,中国1980年开始的出口导向增长奇迹不会出现。而中国也极端依赖美元来与其低估的人民币挂钩,以增强自身出口竞争力。

  另一方面,美国又依赖廉价的中国制造品,来增加面对困境的本国消费者的消费力。同时,美国也依赖中国的庞大储蓄盈余,来填补自身的储蓄短缺(规模全球最大),并借助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巨大胃口,来维持大规模预算赤字及补贴国内的低利率。

  但到最后,这种相互依赖只是权宜之计,而非出自真诚合作。双方在一系列课题上,包括贸易、人民币汇率、区域安全,知识产权以及网络攻击等等都出现了摩擦。同时,正如一名心理医生所能预见的那样,其中一方——中国——决定走自己的路了。

  中国经济的重新平衡,将让它能够吸收自身储蓄盈余,着手建设一个社会安全网,并增加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因此,中国也不再倾向于把资金借给美国。

  对渴求增长的美国经济来说,中国这个相互依赖伙伴的转型是个分叉路口。一条风险相当大:如果美国继续陷于储蓄不足的境地,却又没了中国商品和资本的支持,就将面对更高通胀、利率上升和弱势美元的前景;另一条道路则充满机遇:美国可以实施一个新的增长策略——放弃过度消费,转向一个基于储蓄和投资于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与生产能力的模式。

  美国可以从出口行业——尤其是向重新平衡后的中国——取得支持。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及增长最快的重要出口市场。

  与其它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国在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中,崛起为区域最具韧力的经济体,而我估计它这次也能化险为夷。对中国、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来说,看清楚它们的差异是重要的。

  作者Stephen S. Roach,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

  美联储退出QE标志着全球金融市场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去杠杆、资本流出和利率上涨的压力,金融稳定的风险持续发酵。同时由于部分经济体自身存在一些问题,以阿根廷比索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货币受到重创,土耳其里拉、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相继大跌并引发资本市场波动。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震荡下行。衡量市场恐慌情绪指数的新兴市场ETF波动率指数在2月3日升至31.16,创2013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总体看,近期新兴市场货币和资本市场波动是局部性的、个体的,但须警惕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趋势性、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中国需有“远虑”

  目前经济稳定增长、外汇储备规模充裕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度较低,因此,中国并无明显的近忧,但需有远虑,应高度关注相关风险点:

  1.热钱流出风险。美国退出QE,资金会呈现总体上流向美国的趋势,这也会使我国资金流向发生一些转变,短期内面临热钱流出风险。总体上,我国不存在大规模的热钱流出入状况,且动因主要是被中国经济前景所吸引。

  2.流动性风险。近期,我国外汇占款规模较大,利差汇差之和还在扩大,央行近期实施了拟回购、常备借贷便利等措施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总体来看,短期内国内市场流动性问题不大。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原因,外汇占款减少,市场流动性压力存在,需要高度关注和加以防范。

  3.债务风险。地方债务总额较大且呈增长趋势,在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占了较大比重,还有一些城投债也将到期。这既是政府财政风险,也容易转化为银行信贷风险,必须采取措施防止风险扩散。

  应对策略

  应采取措施有效防范与应对相关风险:

  一是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货币政策应进行灵活调节,可以搭配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组合,稳定市场预期,必要时可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确保流动性稳定、充裕,引导市场利率处于适当水平,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营造良好环境。

  二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性监管,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QE退出和部分新兴市场金融波动将改变国际短期资本的风险偏好,引起跨境资本流向的变化。应加强监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真实性以及热钱的异动,有效防范相关的金融风险。优化资本账户各子项目的开放次序,审慎对待短期资本开放,努力实现资本流入流出的双向动态平衡。

  第四,采取多种方式处理地方债务问题,防止风险积聚。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分类,并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债务问题。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实现地方融资平台市政债、城投债等有机结合,防止风险过度集中,同时加强市场约束。

  第三,利用退出之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QE退出、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流动性压力,从而出现外汇储备紧张的情况,此时,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提供资助,启动国家间签订的货币互换,借此机会加强人民币在跨境结算、投资和融资中的广泛使用。在QE退出的一个较长过程中,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比较有利的,结算、储备、投资国际化三要素可以同时进行,从而全面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此外,还应注意与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和政策协调,联合应对资本流动风险。

  (作者是中国银行(行情,问诊)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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