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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为何不敢发出批评声音

http://opinion.591hx.com 2014年03月14日 15:39:50 财经网

  多年来,公众对只鼓掌、只赞成、不发言、不批评的“两会”代表、委员很有意见。在中国,能有个直面官方的参政、议政机会,很不容易,如果还不好好利用,连张弃权票、反对票都不敢投,那真是浪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

  因为公众太不满意了,所以会倒逼执政者和参政、议政者有所改进,再加上很多代表、委员也一直有话要说,只是迫于现行政治规则的压力,一直在憋着,很难受,也想找一些可能的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外在的压力、内在的动力慢慢地汇成一条小溪,缓缓地流到了公众的视野中。随之,公众的耳朵中也听到了许多有个性的批评声。

  有个性的批评声多来自名人代表、委员。比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导演冯小刚十分尖锐地批评了“两座大山”:一座“大山”是电影审查,即审查电影的爱国热情、政治判断力和艺术水平,这让导演绞尽脑汁应付,而且还“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另一座“大山”是舆论压力,即社会舆论对于电影主题的极端批评。“两座大山”论,批评的是电影审查制度的粗暴和舆论评价的粗暴,把官方、公众、媒体三方都批评到了。冯小刚素有敢于发声、批评的“大炮”作风,这种风格在圈内有不小的影响作用。仔细阅读今年文艺界“两会”委员的发言文字,就会发现演员宋丹丹、成龙、张国立等人都受到了冯小刚的不同影响。

  作家莫言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腐败的问题,在国家来讲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作家来讲还是人的问题,人的欲望跟法规、道德、制度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说一个清官就没有钱财方面的欲望,也不能说一个贪官就完全不是一个人,就是野兽。实际上,人性的很多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在此,莫言从人性的角度批评了那种非黑即白地描写、刻画小说人物、电影电视人物的简单做法。一个清官并非高大全、面面俱到,一个贪官也并非一无是处、丑陋无比。莫言还提醒公众注意,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看待腐败、看待清官与贪官,都有多元的角度,政治有政治的角度,文学有文学的角度,人性有人性的角度。这是一个没法否认的社会现实。因而,看问题,不能仅仅单向度,否则就显得不够包容、不够有视野、不够有文化底蕴。

  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则连续多年在媒体上发布“两会日记”。3月10日,在题为《在政协说话要掌握边界》的“两会日记”中,葛剑雄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人对于政协功能与运转方式的知识欠缺。比如,他说,政协委员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是政党协商出来的;他说,他不愿意在政协平台上去说“党官要由党费来养,不能耗费纳税人的钱”这个话题;他说,诸如宪法问题、中共是执政党、一党制、多党制等话题不能在政协内协商、讨论,只能讨论具体的问题,如“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来管理”;他说,如果在政协中提出那些尖锐的声音,报都报不出去,就没有用;他说,既然到政协了,就表明服从了契约规则,就要认同现有制度,就要在现有的范围内说话。葛剑雄也批评了官方出版管理部门对于书号的控制,稿酬的规定不符合现有的出版市场规律。这种公开发布“两会日记”的方式,对于公众了解“两会”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情况很有帮助。如果能有更多的代表、委员也用这种方式,那就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更有益了。

  在政协经济界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原副部长郭允冲痛斥“拆建GDP”。他说,“城市建设就是拆了建、建了拆”,“这不但是浪费,而且是污染!拆下的水泥没地方堆,又成了垃圾”。他从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对原有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模式发出了尖锐的批评,还是让许多人意识到了今日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公务员涨工资、官员出书、官员读博士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 他说,“我非常不赞成官员出书。还是多留点纸张,给孩子们印点经典读物。有些人,把助手帮着弄的讲话稿都收进去了。出书,谁看?靠这个树碑立传?现在提倡‘低碳经济’,别那么浪费纸了。”他说,“有些人读什么博士?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孟学农确实点到了官员队伍中的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是不知道他对此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

  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就在分组审议中,严厉地批评了“医闹”问题,杀死两名城管、重伤一名城管的夏俊峰,以及制造叔侄冤案的“女神探”,一板一眼,表明了严肃的政治立场、司法立场。

  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叫停了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的“念稿”发言,力批形式主义的会风。在政界,上级批评下级、要求下级,很正常。反之,如果下级要求上级不念稿,恐怕就做不到了。所以,王书记的批评带有上行下效的味道。

  不可否认,在 “两会”上中规中矩的说话,才是代表、委员的常态。其中缘由不外乎以下四点:

  一是参政能力有限,怕说错话而不敢批评。用演员宋丹丹的话说,“我不敢说,我怕说错话,又挨记者批”。确实,许多代表、委员对于自己的参政、议政职责缺乏应有的认识,而且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没有基本的参政、议政素养、能力,怕说错话得罪领导、得罪同行、被媒体放大,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鼓掌通过”,“走走过场”。

  二是想保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荣誉称号,故不想批评。客观地说,许多代表、委员都是先经官方指定,然后走推选程序,才当上的,其中少不了关系、人情、利益交换。当了代表、委员,就像落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想保住它,就得踏踏实实地“走过场”。用胡润富豪榜的创始人胡润的话说,在中国获得了代表、委员的资格,就像在英国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爵士荣誉称号一样。

  三是不能犯政治错误故不如不批评了。每个代表、委员都归于一个代表团、界别,都会收到团长、组长、召集人的专门指令,要求怎么说不突破框框,不犯政治错误。如果想说的话不被允许,不被报道,不被采用,说了,反而坏事,不如不说。

  四是制度鼓励不说体制制度的“坏话”。通过议案、提案,按程序对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不公开表达批评意见,不说制度、体制的坏话,是最常用的方式,也是最被鼓励的方式。

  总的来说,形而上的认同(对中国特色制度、道路的认同)与形而下的批评(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批评、建议)相结合,是今天代表、委员的发言常态。

  如果代表、委员在参政、议政时,该讲话而不讲话,该批评而不批评,公众就会不满意。毕竟中国社会现在成绩与问题并存,公众的生活幸福指数还不高。如果没有这些代表、委员的批评,为公众利益发声,那公众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表示不满了,比如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如果正规的参政、议政平台没有效果,其他平台必然兴旺。这也是执政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发言中才会表态提出“三不”方针:“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即使在“三不”方针的宽松条件下,“两会”代表、委员的批评声音也是不太多,而且还呈现了几个不平衡的特点:一是政协委员比人大代表的批评程度要尖锐些;二是退到二线的官员代表、委员比在一线的官员代表、委员敢于批评些;三是一线的官员代表、委员发出声音时表达立场、态度,提出政策要求,比针砭具体问题数量多一些;四是上级官员代表、委员批评下级官员代表、委员更容易些、更直接些;五是敢于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代表、委员还是大大少于不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代表、委员。

  基于以上现实,“两会”代表、委员要把批评时政的意见,落到制度改革的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种来自官方平台的批评声音毕竟比前些年多了一些,也公开、透明了一些,应该承认它的进步。随着公众争取言论自由权利的力度越来越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督效力越来越大,以及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担当精神的成长、利益表达的意愿增强,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增量改革趋势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必然越来越有内涵。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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