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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融通:助推经贸合作深化发展 资金融通的基本内涵

http://opinion.591hx.com 2016-7-13 23:34:59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愿景与行动》还提出,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资金融通指标体系的解析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需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一)指标构成及释义

  本报告从三个层面衡量东道国与中国的资金融通程度:金融合作、信贷体系和金融环境,以此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资金融通。

  金融合作:“货币互换合作”是指中国与东道国是否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与境外货币当局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不仅包括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还包括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此外,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可提高人民币在一些国家的使用,同时也将降低签约国在双边贸易活动中面临的美元汇率波动风险,从而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金融监管合作”是指中国与东道国是否签署《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双方证券、期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将在信息交换、机构设立、协助调查以及人员培训和交流等方面开展监管合作,共同维护双方证券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促进双方金融业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进一步优化两国企业的融资环境。“投资银行合作”是指是否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东盟银联体意向成员国,银联体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项目合作的投融资平台,不断深化互联互通建设,尤其是亚投行,目前已有57个初始意向国,加入亚投行不仅是出于资金合作的选择,也体现了成员之间建设“一带一路”的政策性战略合作。

  信贷体系:“信贷便利度”是由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发布的评分,主要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信贷的便利程度,从信贷信息登记以及担保和破产法在促进贷款方面的效果三方面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获得信贷的便利程度越高。“信用市场规范度”是由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发布的评分,主要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银行所有权、私营部门信贷、利率控制或不良资产利率控制方面的法律法规管理规范程度。信贷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服务,关系到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获得发展的机会,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是否发达、完善的重要尺度,获得信贷的便利程度越高,资金流动越畅通,信用市场规范度越高,越有利于保护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和权利,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金融环境:“总储备量”包括持有的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imf持有的imf成员国的储备以及在货币当局控制下的外汇资产,从“总储备”的含义可以看出,该指标可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偿付国际收支逆差能力、偿还贷款能力、稳定本币汇率能力以及融资能力等。“公共债务规模”指各级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债务形式包括特别提款权、货币和存款、债券、贷款、保险、养老金和标准保证计划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过大,政府的偿债能力面临较大压力,会影响到银行业的发展,甚至引发金融市场的稳定。“货币稳健性”是由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发布的评分,衡量指标有货币增长、通货膨胀标准差、近一年通货通胀、外汇银行账户自由度,货币和汇率越稳定,越有利于资金融通。

  综上,货币互换合作、金融监管合作、投资银行合作、信贷便利度、信用市场规范度、总储备量、公共债务规模、货币稳健性衡量了东道国与中国的金融合作、该国信贷体系建设情况以及东道国的金融环境,能够较好地测量资金融通程度。由此构建资金融通指标体系。

  (二)各国指数总体分析

  根据测算结果,课题组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的发展现状分为“顺畅型”(8分及以上)、“良好型”(8—6分)、“潜力型”(6—3分)、“薄弱型”(3分及以下)四个等级。参评国家中,“顺畅型”等级有10个国家,占比15.87%;“良好型”等级12个,占比19.05%;“潜力型”等级22个,占比34.92%;“薄弱型”等级19个,占比30.1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融通平均得分为4.98分,资金融通水平总体处于“潜力型”等级。其中,新加坡“资金融通指数”最高,标准化得分为10,土库曼斯坦最低,仅为1.71,这也凸显了各国资金融通水平不平衡的特点。

  按区域,计算资金融通的平均得分,东南亚、中亚及蒙古国、南亚分别在总体平均水平以上,西亚北非、中东欧处于平均水平以下。东南亚超越总体水平最多,中东欧与总体水平差距最大。资金融通中,按区域排名,东南亚国家集中于1—30名,西亚、北非集中于1—20名和51—63名,中东欧集中于后半部分21—63名,中亚及蒙古国和南亚地区分布比较均匀。

  (三)各国分项指标得分情况

  从沿线国家资金融通总指标和分指标排名(见表)差异情况可以看出,很多国家与中国的金融合作情况较好,但是其自身的信贷体系、金融环境排名比较靠后。该表显示一个国家在分指标上的优势和劣势情况,为确定合作重点及薄弱环节提供参考。

  资金融通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国内政局、经济金融水平是影响资金融通的重要因素

  不少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处在转型阶段,对互信合作关系形成一定冲击,影响区域经济金融合作。部分国家风险突出,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及吸引投资能力,给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带来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沿线部分国家已经参与的经济联盟和其他类似的安排之间的竞合关系复杂。例如,目前中亚国家涉及的经济联盟主要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后者在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协议、竞争统一原则和规则协议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实质性安排,最终目标是到2015年建成欧亚经济联盟。俄白哈金融方面的合作成果十分丰富,签署了关于在统一经济空间框架内实现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协定——成员国资本自由流动协定和成员国服务贸易及投资协定。需要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加强沟通与协作,寻求达到利益共同体的契合点。

  沿线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特征各不相同,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加大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难度。

  部分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环境相对发展滞后,金融机构管理能力、经营能力、资本充足水平差异大,汇率不稳定,我国金融机构进入时面临高成本、低收益、币值不稳定、风险大等一系列不利因素。

  (二)本币合作刚刚起步

  人民币跨境使用还存在一些障碍,沿线多数国家的本币都主要在其境内使用,本币合作的基础尚不扎实。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在境外接受程度有限,一部分国家没有开放人民币业务,境外企业、个人无法在所在国开立人民币账户。

  进一步推动资金融通的政策建议

  加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应当坚持金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跨国贸易和投融资需求这一根本出发点,维护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国际金融秩序,注重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与国内外其他金融机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结合双方(或多方)的实际需求,开展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提升金融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现阶段,强调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金融需求以及信用体系建设等金融合作基础性机制建立,强调共同推动、不断扩大共识、形成共赢局面。

  (一)围绕加强资金融通,扩大本币跨境使用

  推动有条件、有意愿的沿线国家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定价、结算、簿记或投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还能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增加贸易投资的便利性。根据市场驱动的原则为境外人民币结算、清算和回流提供便利,继续扩大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本币互换规模和范围,落实好现有本币结算协议并商签更多的本币结算协议,统筹考虑为有需要的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行安排。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并为有需要的周边国家相关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便利。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

  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第三方开发机构中设立专项的“中国基金”。“中国基金”有助于利用国际机构的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降低贷款风险,又能发挥“事先投资”的引水作用,为后续企业的投资和银行贷款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人民币出资设立“周边合作人民币基金”,发放人民币境外贷款,支持沿线国家建设,带动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

  (二)政府引领方向、提供政策支持和创造便利条件

  一是在金融合作的原则方面,在维护、完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上,采取“一国一策”或“一组一策”方式,灵活、自主、多样地推进合作。如重点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强调与印度的互利共赢,消除东盟、中亚国家的疑虑。

  二是重视通过我国参与的各区域合作机制,完善区域金融稳定的相关安排,发展区域金融市场。在emeap机制下,加强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功能;加强亚洲债券基金建设,引导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在seacen、中亚、黑海及巴尔干地区央行行长会议、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等机制下与各方加强政策协调和沟通,对区域内各类金融风险的有效分析、监测和预警,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共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三是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区域监管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各监管当局间的沟通协调,扩大信息共享范围,提升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和监管一致性,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四是完善和利用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征信管理部门之间在征信立法、征信市场培育、征信机构监管、建立信用评级体系和标准、防范信用风险、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方面的沟通。加强征信机构、评级机构之间在技术和服务创新、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探索共享信用信息的范围、方式、内容。

  五是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人员、政策、培训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更好地跟踪相关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适时解决双方诉求。

  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多边合作平台,开展各种层次的人员交流和政策交流。

  (三)在金融机构支持下,以企业为主体开展市场运作

  企业可发挥主渠道作用,在遵循市场驱动和商业化运作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相衔接,平等地开展经济金融合作,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发挥金融机构在推动双边经贸和金融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与沿线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一是金融机构可以为企业投资和贸易提供支付、结算和融资等金融服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点支持国内高端技术和优质产能“走出去”,实现支持我国企业、产品、技术和标准同时“走出去”。二是重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中长期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并进一步支持其完善信息收集、规划咨询平台和风险管理平台建设。加强对沿线国家的分析研究,增强对相关国家经济金融情况、投融资政策等方面的了解,提高我国对外金融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积极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欢迎外资金融机构来华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作用。四是协调传统和新建的各类多边金融机构,联合国内外各类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及各类股权投资基金,通过股权、债权以及贷款相配合的多元化投融资方式,鼓励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开展跨地区股权合作、银团贷款、融资代理业务等金融合作,优势互补,为相关项目提供更多融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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